原標題：白馬遠去，奔騰起英雄的史詩

對今天的讀者來說，“英雄氣”似乎正變成一種越來越稀有的東西。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夠“英雄”。恰恰相反，今日的中國處在國力上升、實力增強、秩序穩(wěn)定、穩(wěn)步繁榮的階段，換言之，今天的讀者們是生活在“盛世”之中。問題是，“盛世”本身便是英雄形象的一種，一切偉大的歷史實踐自身便是英雄感的重要來源，這關乎歷史判斷和時代感知；但落實到文學藝術，要將這種總體性的“英雄氣”具體凝固為形象、動作、行為，其實是不容易的。

反倒是在動蕩的時期、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，在所謂的“亂世”，“英雄氣”更容易具化為人與事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，世界的秩序重新洗牌，一個人或將能以極富沖擊力的方式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，并以此成為秩序重塑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子。這正是我們直到今天都對革命歷史題材文學作品情有獨鐘的原因——此類故事以最具象、最驚人且感人的方式，詮釋了英雄主義，并且這英雄主義接通著歷史敘事的主脈，在現(xiàn)實邏輯上與今日之中國一脈相承。

傳奇浪漫與質樸真實的辯證統(tǒng)一

朱秀海的長篇小說《遠去的白馬》，顯然滿足了我們對“英雄氣”的想象與期待。它的故事是跌宕的：一支幾乎是臨時拼湊起來的部隊，在極度險惡的戰(zhàn)爭形勢下，不僅生存下來，還一路打成了能干硬仗的精銳部隊。它的人物是傳奇的：一位女性、一位本不屬于作戰(zhàn)部隊的“臨時工”“編外人”，成為了這支部隊里的重要角色，一次次挽救隊伍于危急存亡之際。這個故事的坐標牢牢扎在歷史主脈上：主人公趙秀英跟隨隊伍完整地經(jīng)歷了轉戰(zhàn)東北、建立根據(jù)地直至打贏“遼沈戰(zhàn)役”的全過程，包括以“零距離”方式直接參與了著名的“塔山阻擊戰(zhàn)”。但在“建立新中國”這樣恢宏浩大的敘事主脈之外，同樣閃耀著光芒的，還有人物細膩柔軟的內心情感世界：趙秀英與一個個身騎白馬的英雄男子間的故事牽絆、她內心世界的義無反顧和百轉千回，在蕩氣回腸的同時亦令人垂淚感懷。

有評論家在談論這本書時用到一個詞叫“俠骨柔情”。我對此非常認同。在風云變幻的歷史舞臺上，傳奇性與浪漫感二者，像DNA雙螺旋一樣擰在一起，相互對沖又相互融合。我相信，絕大多數(shù)讀者對《遠去的白馬》最直接、最強烈的感受，都會與“傳奇”“浪漫”兩個概念有關。然而在我看來，于此二者的背后，從底色上真正將整個故事支撐起來的，卻是不易察覺，但又扎實深刻的“真實性”。傳奇浪漫與質樸真實二者，以一種二律悖反般的方式，構成了辯證統(tǒng)一。

真實到什么程度？真實到這個充滿英雄氣的故事，在很多地方看起來似乎一點都不“英雄”。從膠東轉戰(zhàn)東北時，情況緊急，登船的隊伍被擠得七零八落，登船人員甚至需要從棧橋上像下餃子一般往船上跳。到了東北，情況沒有從容多少，許多隊伍也是臨時重組，開上戰(zhàn)場。這種“亂哄哄”“拉郎配”的另類戰(zhàn)爭畫風，多少有些荒誕甚至帶點“喜感”，卻是建基于真實的歷史情況，以一種看似輕松熱鬧的方式，折射出當時戰(zhàn)事的緊急乃至悲壯感。

對戰(zhàn)爭的正面描寫也是一樣。三十七團初入東北，迎頭就在摩天嶺之戰(zhàn)遭遇了敵人的精銳部隊。這一仗打起來，情形居然是這樣的：“山頭戰(zhàn)壕里的老少游擊隊員們既沒有見過這么猛的炮火轟擊，更沒見過這么多自動化武器一起打響的威力，膽小的，渡海前剛入伍，炮聲一響什么都忘了，丟下陣地撒丫子便跑，沒跑的見了，也嚇得跟著跑?！边@樣的情形大大超出了我們以往的理解慣性，但背后有著充分的真實邏輯：“打游擊戰(zhàn)時他們一直這樣，打得贏就打，打不贏就跑，今天逃走是為了明天接著跟日本人干……拔腿就跑都成了習慣”。現(xiàn)在，戰(zhàn)爭的情況和需求不一樣了，有很多事情，這支隊伍要從頭學起：從只會打游擊戰(zhàn)開始，慢慢學會打防御戰(zhàn)，然后再學會打攻堅戰(zhàn)、成為真正的主力部隊……一步步從零發(fā)展到無限。

這一“英雄部隊”的成長全過程，在《遠去的白馬》一書里呈現(xiàn)得特別扎實，既速寫了宏大的戰(zhàn)爭場面，也雕琢了微觀的行動細節(jié)，不論在文本的內部邏輯還是讀者的心理感受層面，都展現(xiàn)出巨大的真實感。恰恰是這種真實，為書中所有的不可思議和英雄傳奇，賦予了雄辯的說服力。因此，盡管第一眼看去，這是一部“飛在天上”的作品，但它同時（甚至“首先”）是一部“走在地上”的作品。

從“小的偶然”到“大的必然”

如果說，“傳奇”與“真實”的辯證統(tǒng)一，奠定了《遠去的白馬》內在的氣質，那么另一組同樣辯證統(tǒng)一的概念“對子”，則構成了小說敘事具體的推進動力。這一組“對子”，我稱之為“偶然”與“必然”。

從情節(jié)上看，《遠去的白馬》是從一系列“偶然”、一系列誤打誤撞展開的。整個故事的邏輯起點非常細小甚至帶有一點兒荒誕感，就是“嫁錯郎”和“上錯船”。趙秀英與抗日英雄結為夫妻，因戰(zhàn)火離散后才發(fā)現(xiàn)對方是走錯了洞房。她本也不需要開赴東北，卻在碼頭上陰差陽錯地被趕上船，就此變成了解放戰(zhàn)爭中的“支前大姐”。這類情節(jié)的發(fā)生，本身具有極強的偶然性，背后卻包含著巨大的必然性；看起來是“將錯就錯”，細想?yún)s是“由錯入對”。趙秀英真的嫁錯人了嗎？騎白馬的英雄走錯了洞房，但書中其他幾位英雄也都與白馬有關，趙秀英的確把心許給了他們——并非世俗意義上的夫妻之情，但是卻更博大、更真實、更崇高。趙秀英真的上錯船了嗎？事實上，即便不去遼沈戰(zhàn)役前線而留在山東，我們也完全可以想象，她必定會出現(xiàn)在淮海戰(zhàn)役的支前隊伍之中。在這個故事里，很多事都錯了，但都“錯”得“對”了；很多事“想不到會是這樣”，但又似乎“原本便該是這樣”?！哆h去的白馬》乃是這樣的一部作品：它從小的偶然去寫大的必然，通過小的陰差陽錯寫出了大的天地玄黃。

這是事件“小邏輯”和情節(jié)“大邏輯”之間，巧妙的錯位及重新的榫合。整部小說的情節(jié)，由此不斷地向下推進，情感勢能越推越高。書中有一處細節(jié)格外能夠體現(xiàn)這種錯位及榫合的力量。書中的人物，上到軍隊首長、下到基層指戰(zhàn)員，都反復地提到過一種觀點，那就是革命終將勝利，但道路難免曲折，我們這一代人不要指望自己真能活著看到革命勝利。

這并不是隨便說說。小說里，千秋在塔山阻擊戰(zhàn)之后，撿到了一臺收音機，通過廣播，得知了錦州大捷的消息。直到這一刻，直到東北戰(zhàn)場大局已定，他才第一次真的相信，“我們共產(chǎn)黨這回真的要成事兒了”。這幾乎是無法想象甚至是不合理的：自古打仗都是為了贏，是為了活下來成為勝利者，怎么可以有這么一個人、這么一群人，他們把自己的命都給出去了，卻一直都沒敢指望“成事兒”？或者反過來說，他們并不奢望自己享受到勝利，卻怎么竟依然能奮勇向前？一個人需要有多么大的信仰，才能不指望贏而仍然去打仗！我們幾乎從沒見到過這樣的一種人，他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如此的沒有信心，卻又是如此的有信心。這是何其驚人的力量：一種史詩般的“信”，它是如此的堅定和無保留，以至于要通過“不信”才能最充分地表現(xiàn)出來。

白馬象征巨大的“戰(zhàn)爭潛力”

最后，說說“白馬”這一核心意象。白馬是中國古典文化里極富魅力的符號，它意味著出挑與俊秀，登場亮相便與英雄的形象相關。然而，這只是表層的、自動化聯(lián)想式的意義；它的背后，還有著更技術化、也更深遠的想象和闡釋空間，那便是一種偉大的平凡。古代文化為什么強調白馬這個形象？因為騎白馬的，往往是猛將或者精銳部隊，白馬形象帶有震懾力。那么白馬為什么“白”？其實是因為其基因內出現(xiàn)了極特殊的異變，馬的毛發(fā)濾泡中黑色素細胞在動物早年就“罷工”、無法產(chǎn)生黑色素。這種基因異變的概率很低，很多匹正常的馬中，才會出現(xiàn)一匹白馬。因此，當你看到一匹白馬、一隊白馬，瞬間就會意識到，它的背后一定還有更多的、數(shù)不清的馬。因此，白馬真正的震懾力，來自它背后巨大的“馬的潛力”，換成我們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來自于白馬所象征的巨大“戰(zhàn)爭潛力”。

在《遠去的白馬》里，在真實的歷史上，這個“戰(zhàn)爭潛力”，就是人民。因此在這本小說中，別看騎著白馬的人都是出挑的英雄，但白馬意象里真正包含的震懾人心的力量，其實也來自趙秀英這樣無數(shù)甚至可能無名的支持革命的人民。不久前，我在徐州參觀了淮海戰(zhàn)役紀念館，那里有一整面墻，都是革命勝利后補拍的淮海戰(zhàn)役支前民工們的個人照片。他們大都是從山東出發(fā)去支前的，來自小說中趙秀英大姐的故鄉(xiāng)。照片上，他們每個人都穿著草鞋。而在我的心里，他們每個人都騎著白馬。（李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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