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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文祺：播下“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”的種子

文匯報記者 任思蘊

【以出版工作掩護黨的秘密工作】

1926年1月，吳文祺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，以出版工作為掩護，秘密從事黨中央交通員的工作，并通過沈雁冰，介紹來滬的各地黨員與有關(guān)同志聯(lián)系工作。1928年，吳文祺為商務印書館選注《資治通鑒》，他使用筆名“吳敬銘”，意在要“敬重地銘記黨對自己的教育”。

【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研究新文學】

1936年，吳文祺的《新文學概要》出版，這部作品涉及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、文學革命的反響、文學研究會與創(chuàng)造社、五卅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、新詩等幾個方面內(nèi)容。全書多處引述蘇聯(lián)早期文藝理論家弗里契的文學批評觀點，是力圖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研究新文學的開山之作。

【從《辭通》開始，又歸于《辭通續(xù)編》】

吳文祺的學術(shù)生涯，可謂少年時從《辭通》開始，晚年又歸于《辭通續(xù)編》。他人生的兩端全面參與這兩部著作的編撰，與其深厚的舊學功底和潛心問學的心性，都是分不開的。其父朱起鳳在《辭通·釋例》中寫道： “兒子文祺頗究心音韻訓詁之學，有所陳述，間亦采錄。”并非虛捧。

始終注重將語言學理論中國化

1951年，吳文祺調(diào)至復旦大學，此后40余年，一直在復旦任教。其中，語言學理論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，結(jié)合漢語實際，對語言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(tǒng)全面的闡述。這些教研活動為復旦大學中文系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，也為各高校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語言學概論的教師。在日常教育工作中，吳文祺始終注重將語言學理論中國化、傳統(tǒng)語言學現(xiàn)代化。吳文祺本人并沒有語言學方面的專著傳世，但他和陳望道、張世祿等諸位復旦中文系前輩學者播下的“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”的種子，經(jīng)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，已經(jīng)開花結(jié)果，形成了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，即在普通語言學理論中注重闡發(fā)漢語漢字的理論，注重繼承和發(fā)展中國古代語言學理論。

【學術(shù)檔案】

吳文祺（1901—1991），語言學家、文學評論家。筆名吳敬銘、朱鳳起等，浙江海寧人。早年承家學，研習音韻訓詁，協(xié)助其父朱起鳳編撰《辭通》。五四運動后，提倡新文學，參加文學研究會，致力于中國語言文學研究。在辭書編纂、文學評論和漢語史方面享有聲譽。歷任上海暨南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，中科院語言研究所學術(shù)委員，上海市語文學會副會長， 《辭?！?《漢語大詞典》副主編和《漢語大字典》學術(shù)顧問。編著有《侯方域文選注》 《曾鞏文選注》 《新文學概要》 《辭通補編》及《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》 《上古音研究中的幾個問題》等。

國學基礎(chǔ)和革命信念

吳文祺出生于1901年，是浙江海寧縣袁花鎮(zhèn)人。他原來隨父朱起鳳姓朱，字問奇，曾用筆名甚多，包括文、立生、寒風、朱鳳起、吳敬銘、吳齊仁、陳宗英、王微明、司馬東等。

吳文祺一歲多時，母親吳彩霞不幸去世，他由新倉鎮(zhèn)的外曾祖吳浚宣領(lǐng)養(yǎng)為嗣曾孫，改姓吳。吳浚宣是清代進士，曾任翰林院檢討，外曾祖的蒙學教養(yǎng)為他打下了扎實的國學基礎(chǔ)。到九歲，吳文祺來到硤石鎮(zhèn)，在父親朱起鳳任教的米業(yè)學堂讀書。朱起鳳頗有濟世情懷，早年加入同盟會并參加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，且家中有《民報》 《浙江潮》等進步刊物。吳文祺常背著父親翻閱，開闊了視野，也塑造了更開放和進步的認知體系。小學畢業(yè)后，吳文祺進入海寧師范講習所學習，學制一年，學習了國文、數(shù)學、地理、心理學等課程。1916年畢業(yè)時，其父正在編纂《辭通》，吳文祺一邊在硤石米業(yè)學堂擔任教員，一邊在父親指導下參與《辭通》編纂，協(xié)助搜集材料、整理卡片，由此打下音韻、訓詁和古典文學等方面的扎實基礎(chǔ)。

1924年，吳文祺離開海寧前往杭州謀生，任職于一家保險公司，兼任浙江書局編輯。當時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注意到了這位正直進步的年輕人，吳文祺很快便加入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此后在杭州先后擔任中國共產(chǎn)黨浙江地區(qū)共青團經(jīng)濟口和宣傳口的負責人。

1926年1月，吳文祺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，任國文函授部編輯兼教員。當時中國共產(chǎn)黨中央機關(guān)設在上海，吳文祺以出版工作為掩護，秘密從事黨中央交通員的工作，并通過沈雁冰，介紹來滬的各地黨員與有關(guān)同志聯(lián)系工作。不久，吳文祺因交際太多而引人注意，被商務印書館解聘。恰逢惲代英要為武漢中央軍政學校物色政治教官，經(jīng)沈雁冰的介紹，吳文祺前往任職，并協(xié)助惲代英開展黨務工作。在此過程中，吳文祺深深服膺于惲代英嚴于律己、艱苦樸素的共產(chǎn)黨人風范，堅定了自身的革命信念。1928年，吳文祺為商務印書館選注《資治通鑒》時，使用筆名“吳敬銘”，意在要“敬重地銘記黨對自己的教育”。

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，武漢是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，而共產(chǎn)黨員也有較大活動余地。吳文祺利用教官身份到各兵種大隊輪流講授《社會發(fā)展史》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》等內(nèi)容，并宣傳馬列主義。武漢革命氣氛濃烈，但缺少一份文藝副刊。應沈雁冰之約，吳文祺與郭紹虞、傅東華、宋云彬、陶希圣、孫伏園等十人組成“上游社”，創(chuàng)辦《上游》周刊，作為武漢《中央日報》的一種文藝副刊。 《上游》對當時麻痹斗爭意志的文學加以抨擊，力爭在文化陣地鼓舞革命青年的斗志。沈雁冰晚年時有條幅贈與吳文祺，回顧這段并肩奮斗的歲月： “眼前非復舊吳郎，歲月艱難兩鬢霜。尚憶兩湖風月否？人間無奈是滄桑?！?（“兩湖”指當時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所在地兩湖書院）

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，遵照惲代英的安排，吳文祺和沈雁冰一同回到上海。由于當時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，原待聯(lián)系的線索中斷，且惲代英在1931年遇難，吳文祺與黨組織失去了聯(lián)系。當時，周佛海從武漢逃到上海后，寫了一本名為《逃出了赤都武漢》的小冊子，作為遞予蔣介石的“投名狀”，其中一一點出了在分校擔任政治教官的人名。為免遭迫害，吳文祺改名“朱鳳起”。1928年，吳文祺擔任商務印書館館外編輯。1929至1932年間，他又先后在廈門集美高級中學及高級師范、上海浦東中學、浙江溫州第十中學等任教。在中學課堂里，吳文祺開設“國語文法指要”等專題課，結(jié)合學生作文講解語法，深入淺出，很受歡迎。

1932年夏，吳文祺赴北平，先后在燕京大學、中國大學、北平師范大學任教，同時堅持宣傳馬列主義，開展革命活動。在此期間，繼續(xù)進行中國文學和語言文字的系統(tǒng)研究，編注出版了《侯方域文》 《曾鞏文》 《資治通鑒選注》 （與宋云彬合作），著有《論文字的繁簡》 《考證與文藝》等學術(shù)論文。

1935年8月，吳文祺回到上海，任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，講授“基本國文” “語言文字學概論” “中國新文學史”等課程。執(zhí)教之余，他繼續(xù)致力于新文學的研究，參加左聯(lián)活動，并贊助岀版魯迅為瞿秋白整理的《海上述林》，為復社主持的魯迅全集出版委員會標?！讹导?《會稽郡故書雜集》等。

在政治經(jīng)濟變遷中研究文學的演變

整個1930年代，吳文祺最大的學術(shù)興趣和最顯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學史領(lǐng)域。這一時期，許多大學開設文學史課程，因授課需要，各大學教員嘗試編寫各種文學史，文學史寫作的熱潮由此興起，尤其是出現(xiàn)數(shù)種獨立評說新文學的專門文學史。1936年，吳文祺多年研究成果《新文學概要》出版，這部作品偏重于對文學思潮的概述，論述“五四”前后直至三十年代的新文學，涉及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、文學革命的反響、文學研究會與創(chuàng)造社、五卅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、新詩等幾個方面內(nèi)容。全書多處引述蘇聯(lián)早期文藝理論家弗里契的文學批評觀點，是力圖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研究新文學的開山之作。1940年起，吳文祺又連載發(fā)表長達十萬字的近代文學論著《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》。這兩種著作都是當時新文學的重要著作，得到廣泛認可，因此，吳文祺堪稱我國新文學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。

與一般新文學史著作不同，吳文祺的這兩種著作不只是從“五四”新文學運動談新文學，而是把新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整個背景中，從中國文學發(fā)展的整體脈絡來探討新文學的產(chǎn)生及其形成的必然過程。此外，他以親身參與革命和新文學運動的經(jīng)歷，對文學與社會政治經(jīng)濟的聯(lián)系保有敏銳的思考，提出“文藝思潮的變遷，往往和政治經(jīng)濟的變遷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”的觀念。

在《新文學概要》中，吳文祺開宗明義地寫道： “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產(chǎn)生，并不是突如其來的。文學的進化，也和社會的進化一樣，是由漸變而至突變的。從漸變的過程看，便是所謂進化；從突變的過程看，便是所謂革命。假使沒有先前的漸變，那后來的突變也不會發(fā)生。而且文學的變遷，往往和政治經(jīng)濟的變遷有連帶的關(guān)系。因此，我們要研究五四以來的新文學，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來的文學的演變，一方面還要從政治經(jīng)濟的變遷中，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。”

由此觀點出發(fā)，吳文祺進一步闡釋：中國文學的真正變革，應當從康有為、梁啟超的戊戌維新運動算起。他認為康梁等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了，在文學上卻影響甚巨，特別是梁啟超，以“條理明晰，筆鋒常帶感情”的文章，打破了古文的義法， “縱筆所至不檢束”，是文體的大解放。梁啟超所主張的“古人語言與文字合”，俗語的文學（如語錄、小說）勝于古體的文學，大力提倡“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”等，都為文學的革命準備了很好的條件。此外，梁啟超與夏曾佑、黃遵憲等人倡導的“詩界革命”，也對于新文學的產(chǎn)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。在這些分析的基礎(chǔ)上，吳文祺作出明確的判斷： “新文學的胎，早孕育于戊戌變法以后，逐漸發(fā)展，逐漸生長，至五四時期而始呱呱墮地。胡適之、陳獨秀等不過是接生的醫(yī)生罷了?！?/P>

在宏觀判斷之外，吳文祺對文學史的個案的分析也相當精彩。比如，他對王國維、章炳麟、林紓等人的分析，在后來的文學史、文學批評史中也具有典范意義。吳文祺是最早搜集王國維佚文的學者，收錄的幾篇軼文收入鄭振鐸選編的《晚清文選》，對搶救流布王國維的作品頗有貢獻。他在《文學革命的先驅(qū)者——王靜安先生》《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》等文章里，首次標舉出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是戊戌文學運動有所前進的路標。時隔半個世紀左右，葉嘉瑩著《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》時，還引述了吳文祺文章的不少內(nèi)容。關(guān)于章炳麟對待新文學的態(tài)度和影響，吳文祺的看法是：章炳麟雖然不一定贊成新文學，但對新文學的發(fā)展影響甚大。首先，他的修辭立其誠、力戒浮夸的主張，為其弟子錢玄同攻擊“肉麻詞藻” “垃圾典故”之本；其次，他認為古代言文合一，典謨訓誥在古代都是白話，這對抬高白話的地位起了作用；第三，他看不起桐城派、 《文選》派，而錢玄同以“桐城謬種” “選學妖孽”揚起批判的旗幟，有助于掃除文學革命的障礙?？傮w而言，章炳麟替古文放出了最后的光芒，又給新文學運動以極大的幫助，其弟子錢玄同、魯迅、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學運動的先鋒，實非偶然。吳文祺對于特定歷史時期人物的獨特見解，與其文學與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社會、思想密切相關(guān)的判斷也是一脈相承；而他注重新文學與傳統(tǒng)文學承襲關(guān)系的學術(shù)視野也開創(chuàng)了當時新文學研究的新局面。

40余年語言學教研生涯

1941年，日偽政府所辦大學請吳文祺赴任教授。他堅決拒接，并改名換姓，開設了一家云裳舊書店以維持生計。其時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的馬敘倫為此寫條幅贈與吳文祺： “細雨蒙蒙欲染巾，獨行不是為尋春。陌頭門閉花千樹，撩出楊絲綰甚人?！?/P>

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吳文祺出任《前線日報》副刊及《時事新報·學燈》的主編，又在暨南大學繼任中文系教授。這期間，他還參加了“上海大學教授聯(lián)誼會”，為反對內(nèi)戰(zhàn)、爭取民主做了許多工作，并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文章。 《語言的化裝及其他》 《從“勝利月餅”談起》 《應嚴懲為虎作倀的保甲人員》 《我們要學習魯迅的戰(zhàn)斗精神》 《紀念五四運動》等筆鋒犀利的文章，都表達了他追求進步的奮斗精神和振興中華的熱切渴望。

1949年1月，國民黨策劃將暨南大學遷往臺灣。學校教授們得知消息后，團結(jié)起來組成教授會，阻止遷校計劃。吳文祺與劉大杰、劉佛年等教授秘密會商，召開國立暨南大學教授會成立大會，與會教授有近90人，吳文祺被選為監(jiān)事。教授會成立之后，與進步學生合作，參與校務決策，開展了“反破壞、反遷?！弊o校活動，教授們的奮力斗爭，為暨南大學最后能完整回到人民手中，作出了卓越貢獻。

新中國成立后，吳文祺被任命為暨南大學校務常務委員，兼任文學院院長。1951年，吳文祺調(diào)至復旦大學，此后40余年，一直在復旦任教，先后擔任漢語教研室主任、語法修辭邏輯研究室副主任、語言研究室主任、一般語言學教研室主任等職務。當時復旦中文系缺少語言類專業(yè)教師，在教學研究上轉(zhuǎn)向以漢語言文字學為主，先后開設了語言學引論、文字學、音韻學、漢語史專題研究等一系列語言學課程。其中，語言學理論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，結(jié)合漢語實際，對語言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(tǒng)全面的闡述。這些教研活動為復旦大學中文系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，也為各高校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語言學概論的教師。

作為一名語言學學者，吳文祺對于漢語規(guī)范化、文字改革、漢民族共同語等重要問題，都積極地在各種會議上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也為一些語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。1955年10月，吳文祺隨陳望道赴京參加“全國文字改革會議”，商討修改《漢字簡化方案》 （草案）和推廣普通話問題。根據(jù)當時規(guī)定，北京話就是普通話。陳望道和吳文祺認為這一規(guī)定并不符合普通語言學原理。他們的觀點后經(jīng)專家會議進一步討論，才有漢民族共同語的科學概念——“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，以北方方言為基礎(chǔ)方言，以典范的現(xiàn)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(guī)范”的普通話。

在日常教育工作中，吳文祺始終注重將語言學理論中國化、傳統(tǒng)語言學現(xiàn)代化。他與學生濮之珍一起，培養(yǎng)了多名學生，并把復旦大學中文系“語言學概論”課程做成了特色精品課程。吳文祺本人并沒有語言學方面的專著流傳，但他和陳望道、張世祿等諸位復旦中文系前輩學者播下的“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”的種子，經(jīng)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，已經(jīng)開花結(jié)果，形成了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，即在普通語言學理論中注重闡發(fā)漢語漢字的理論，注重繼承和發(fā)展中國古代語言學理論。

在1961年的“全國高等學校教材編寫計劃會議”上，吳文祺被任命為《語言學概論》教材的主編。他做了大量準備工作，撰寫《語言學引論參考資料》 《語言學專題討論》等材料，并與陳望道一同商定了編寫方針：體現(xiàn)“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”的精神、 “對漢語應特別加強”、 “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東西，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國要東西”等?？上У氖牵@部教材的編寫因后來治學環(huán)境變化而中斷，文字材料佚失，僅書目存于復旦大學圖書館。

從《辭通》開始，回到《辭通續(xù)編》

1970年代末，吳文祺的學術(shù)工作得以逐步恢復，在繼續(xù)活躍于語言學教學園地之外，他展開了《辭通續(xù)編》的整理工作。

《辭通》是吳文祺父親朱起鳳編纂的大型工具書，收錄詞類4萬多條，計300余萬字，與《辭?！?《辭源》并稱“三辭”。 《辭通》有較強的學術(shù)性，編纂目的在于“究明雙音節(jié)詞或詞組的同、通、訛、變，指明同一詞語可以具有的若干種不同的寫法”，對古籍整理和閱讀，具有工具性和參考價值。1934年《辭通》出版，士林交譽。在此之后，朱起鳳仍“目有所見，隨手札錄”，在零散小紙片上做札記，計有五六十萬字，有些是改正前編錯誤，有些是補充前編書證，也有一些新增條目。在父親去世之后，吳文祺始終珍藏著這批字跡潦草的卡片。

從1979年開始，吳文祺在助手配合下，耗費六年時間，從父親留下的卡片札記中整理出70萬字，編成《辭通續(xù)編》，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 《辭通續(xù)編》保持《辭通》原有宗旨，承襲基本體例，但適當進行了更為讀者需求考慮的改進。新增條目組仍以習見寫法作為正條領(lǐng)首，其余作為次條羅列于后。所補為次條者，列于正條之后。按語新增或做修改的，也多做注明。新增內(nèi)容若與《辭通》相互關(guān)聯(lián)，則掇引《辭通》的相關(guān)條目，并詳細注明見《辭通》某頁某欄。 《辭通》引書不列著者姓名， 《辭通續(xù)編》考慮到一般讀者的使用需要，對引書注明著者姓名及時代。

《辭通》和《辭通續(xù)編》兩部著作的的突出特點，是利用音韻的線索把歷史上同通訛變的語詞分類匯合起來。吳文祺的學術(shù)生涯，可謂少年時從《辭通》開始，晚年又歸于《辭通續(xù)編》。他人生的兩端全面參與這兩部著作的編撰，與其深厚的舊學功底和潛心問學的心性，都是分不開的。朱起鳳在《辭通·釋例》中寫道： “兒子文祺頗究心音韻訓詁之學，有所陳述，間亦采錄?！辈⒎翘撆?。吳文祺有關(guān)音韻知識的應用和研究，可參看的留存文章是為評析王力《詩經(jīng)韻讀》而寫作的《上古音中的幾個問題》。他文中對王力上古韻部、照二、照三、雙聲協(xié)韻等的處理作了精彩評論。

在晚年難得的學術(shù)時光里，吳文祺還參與了《辭?！返木幱喒ぷ?。早在1959年《辭海》委員會成立時，吳文祺就擔任了分科主編的任務。1986年3月《辭海通訊》中有這樣一段記錄，特別介紹了吳文祺對《辭?！ふZ言學》分冊所作的修訂工作：“總副主編兼分科主編復旦大學中文系吳文祺教授已八五高壽，他在政協(xié)和農(nóng)工黨中擔任領(lǐng)導職務，社會活動十分繁忙，又在緊張地從事《辭通·補編》的編纂工作，但他收到稿件后，便放下手頭的工作，抓緊時間逐條逐句地審改起稿子來，從條目的立論、字句至修訂人的偶爾筆誤，他都一一審核訂正。唯恐編輯不明他審改意圖，他還在條目之下寫了許多審改說明。”

此外，吳文祺還完成中華文史論叢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》上、下兩冊主編工作；與張世祿一起主編《中國歷代語言學論文選注》；并擔任《漢語大詞典》第一副主編。

1991年，吳文祺以九十高齡辭世。在去世的前一年，他將一生省吃儉用積攢的2萬元存款悉數(shù)交給復旦大學，作為獎學金使用。

（本文主要參考：邱光華《海內(nèi)耆英第一流——吳文祺教授傳論》，胡奇光《吳文祺先生二三事》，吳中杰《踏著革命的節(jié)拍——記吳文祺先生》，鐘敬華《吳文祺與文藝思想史研究》，濮之珍《吳文祺先生在中國語言文學研究上的重要貢獻》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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