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詩經(jīng)》里的物、事、情、理

谷卿

作為中國現(xiàn)存最古老的詩歌總集，《詩經(jīng)》收錄的作品并不很多，其存目311篇，實際只有305篇，因此又稱“詩三百”或“詩三百篇”?！对娊?jīng)》按照《風(fēng)》《雅》《頌》三部分編排而成，分別對應(yīng)西周春秋時期各地方音樂、周王室所轄之地(王畿)音樂以及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，其中十五國風(fēng)(160篇)多為民歌，最有活力也最為精彩。長期以來，從無其他文學(xué)作品的地位能如《詩經(jīng)》一樣崇隆，這部被視為超越于一般文獻的“經(jīng)典”，它所具備的“經(jīng)典性”又顯得那么獨特而有魅力，它將遠古許多隱微的信息、情感和道理，凝聚緘存在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歌謠之中流傳至今，而無數(shù)后人不斷進行的注疏解詁，更使之顯得無比豐厚。

有關(guān)“物”與“事”的教材

雖然有關(guān)《詩經(jīng)》如何成書的問題仍待細究，但我們有理由認(rèn)定，“王官采詩”的說法值得注意。“采詩”是從上古傳下的制度，周王朝的統(tǒng)治者派出專門人員到各地采集歌謠，以此觀風(fēng)俗、察得失。也正因為如此，《詩經(jīng)》作為“王官學(xué)”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是貴族教育和培養(yǎng)體系中的一門課程和一部教材，它能夠在貴族子弟尚未廣泛深入接觸社會之前，豐富和健全他們的知識和情感。

孔子在談到《詩經(jīng)》的益處時，特別提到它可使讀者“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”，足見已將《詩經(jīng)》當(dāng)作一部博物學(xué)著作甚至百科全書來看待?！稘h書·藝文志》著錄的《毛詩故訓(xùn)傳》對詩中提及的動植物加以注解，這為人們理解《詩經(jīng)》及產(chǎn)生它的時代提供了一種路徑。受前賢著述啟發(fā)，三國吳人陸璣撰成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不僅提拈出《詩經(jīng)》中動植物的名稱，還附述其樣貌、形態(tài)、功用和生長環(huán)境，有時更綜合對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稱呼以豐富人們對該物之認(rèn)知。比如《秦風(fēng)·蒹葭》中第一句“蒹葭蒼蒼”，陸疏云：“蒹，水草也。堅實，牛食之令牛肥強。青、徐州人謂之蒹，兗州、遼東通語也。葭，一名蘆菼，一名薍，薍或謂之荻，至秋堅成，則謂之萑，其初生三月中，其心挺出，其下本大如箸，上銳而細，揚州人謂之馬尾，以今語驗之，則蘆薍別草也。”明人毛晉據(jù)陸疏所作《毛詩陸疏廣要》，其中辨蒹、葭之別，并錄別名十五種。如此詳細的分辨考證，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見聞，也有他們思考判斷(“驗之”)后所得出的結(jié)論。

在這類路徑的解析之下，《詩經(jīng)》成了一種“博物志”。很顯然，熟讀《詩經(jīng)》者更易成為博識之人，但絕非僅僅識于“物”而已，先秦以至后世的貴族，還會依據(jù)《詩經(jīng)》所述來傳遞信息、理解隱義，因識于“事”而做到“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”。漢代的劉向在《說苑》中就記錄了一則與《詩經(jīng)》有關(guān)的“父慈子孝”的故事，魏文侯將自己不太鐘愛的太子擊封于中山，三年間都很少往來，一次太子擊遣舍人趙倉唐向文侯進獻禮物，文侯問太子平常讀什么書，趙答《詩經(jīng)》，文侯又問太子讀哪些篇章，趙答《晨風(fēng)》《黍離》。熟悉《詩經(jīng)》的文侯當(dāng)然知道，《晨風(fēng)》寫的是“未見君子”的憂傷心事，而《黍離》則抒故國之思，于是立刻賜給太子一襲衣裳，并敕令趙倉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達。太子擊受賜開篋之后，發(fā)現(xiàn)下裳在上、上衣在下，馬上吩咐安排車駕，即要前往晉謁文侯。趙倉唐大惑不解，太子擊解釋道：君侯賜衣，其實不是讓我御寒，而是下令召還，這就是《齊風(fēng)》中的“東方未明，顛倒衣裳，顛之倒之，自公召之”。果然，太子復(fù)歸其位，父子君臣皆大歡喜?？梢姡邮苓^《詩經(jīng)》教育的王公貴族，常會使用其中的詩句來“編碼”和“解碼”，由此交流溝通，這樣既能矜持含蓄地傳遞話語，亦使信息交換的過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。

情感沉淀為標(biāo)本

錢穆在《中國文化史導(dǎo)論》中說：“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，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，莫如一部《詩經(jīng)》和一部《左傳》?！对娊?jīng)》保留了當(dāng)時人的內(nèi)心情感，《左傳》則保留了當(dāng)時人的具體生活。”家族和家庭的基礎(chǔ)是婚姻和夫婦，《詩經(jīng)》即以君子對淑女的愛慕和追求開篇，“關(guān)關(guān)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情感明麗溫和，傳唱千古，膾炙人口;但《詩經(jīng)》又不只將眼光囿于愛情，更對婚姻生活及其中女子的現(xiàn)實處境與內(nèi)心世界寄予特別的觀照和思考。像《邶風(fēng)·谷風(fēng)》，寫的就是一位女子在遭遇丈夫變心和另覓新歡之后，凄楚回憶當(dāng)年生活，“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”的恩愛似乎尚在眼前，但當(dāng)下所面對的卻是對方“不我屑矣”甚至“比予于毒”的境況。讀完整首詩而同情遭到遺棄的女子時，再反觀篇首“習(xí)習(xí)谷風(fēng)，以陰以雨”的起興之句，便能更深一層感受到那種痛苦失望是如何迅猛暴烈地到來的。

與《谷風(fēng)》相比，《衛(wèi)風(fēng)·氓》中的女子顯得更為痛快決絕，同為訴苦，前者用對比的方式讓讀者為其痛失幸福生活感到惋惜，而后者則描述了男女由合到分的整個過程。我們看到口述者從矜羞自珍的少女，變?yōu)閴嬋霅酆拥膽偃?，又成?ldquo;夙興夜寐”的主婦，最終被“二三其德”的丈夫辜負，她并不耽于重修舊好的幻想，而是冷峻地說出了教訓(xùn)：“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”并用“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”這樣的果敢結(jié)束了夫妻之間的糟糕關(guān)系?！睹ァ返谋疽?，似乎不像朱熹所說的那樣是所謂“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”，分明是為在家庭關(guān)系中處于不利地位且內(nèi)心矛盾的婦女，提供一種新的指向和可能。

愛情和親情的狀態(tài)與特質(zhì)，千百年來并無太多變易，《詩經(jīng)》將彼時的情感沉淀凝固起來，流傳至今，當(dāng)然，這些標(biāo)本之中也蘊含著不少歷史訊息，它們是這些情感產(chǎn)生的誘因和制造者?！锻躏L(fēng)·葛藟》將“家”“國”相系，戰(zhàn)亂和災(zāi)害讓流離失所的人們不僅飽嘗肉體上的痛楚，更要忍受家庭破裂、手足離散的悲苦，“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”，“謂他人母，亦莫我有”，“謂他人昆，亦莫我聞”，三章層層推進，其間那種傷痛、卑微和隱忍，感人至深。《豳風(fēng)·東山》也是如此，極度思念家人和故園的戰(zhàn)士遠征歸來，反復(fù)回憶離別前的場景、預(yù)想重逢后的畫面，在這種強烈的情感面前，作為“宏大敘事”的東征自然退為一種背景，且將面臨控訴和批判。

“思無邪”歸于“人”

解讀《詩經(jīng)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從漢代就已經(jīng)開始的今古文之爭一直延續(xù)了千余年。東漢以后，古文學(xué)派的毛詩盛行，鄭玄作箋間參今文家說，唐代孔穎達作《毛詩正義》四十卷，“融貫群言，包羅古義”(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語)，被視為關(guān)于《詩經(jīng)》的最重要著作。應(yīng)當(dāng)指出的是，《毛詩正義》保存的《毛傳》尤好“以史證詩”，引入過多政教倫理的概念和說辭，為人們理解《詩經(jīng)》增添額外的負擔(dān);而《毛傳》《鄭箋》對一些問題存在的不同看法，孔穎達常常強作調(diào)和，反而傷害詩義。到了宋代，朱熹撰《詩集傳》而摒除《詩序》，事實上背離了漢人解詩的學(xué)術(shù)理路，顯得更為扼要求是，但仍有不少基于倫理教化的穿鑿和曲解。

孔子曾說，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和評騭《詩經(jīng)》，那么就是“思無邪”了?？上е祆鋵?ldquo;思無邪”的理解有所偏差，他將本來“無邪”的詩篇內(nèi)容視為“淫邪”，認(rèn)為作者所以如此寫是為了揭露這種“邪”而加以批判，因此動輒便說某某篇章為“刺淫奔之詩”。其實孔子足夠輕松簡約，不像朱熹那樣拘束沉重，他認(rèn)為《詩經(jīng)》的內(nèi)容及其作者的動機和態(tài)度，都是歸于誠和正的，“正”規(guī)約“誠”不至于泛濫，“誠”使“正”更具備“仁”的內(nèi)涵，正因如此，才能“興于詩，立于禮，成于樂”(《論語·泰伯》)。

上文提到的《蒹葭》，前人稱它是“《國風(fēng)》第一篇飄渺文字”(牛運震語)，惝恍迷離、意韻悠長，“所謂伊人”實際不知所謂，而“在水一方”也只是“宛在”而已，面對詩文的這種模糊表達，人們大多止步于“多識草木”，難以推闡詩義，最終把解釋權(quán)留給了編造“本事”的解詁者，直到“五四”以后，以聞一多為代表的學(xué)者們才又重新認(rèn)定它的情歌本質(zhì)。事實上，不論是多寫個人的《風(fēng)》，還是多寫國事的《雅》和《頌》，都能看出“人”的誠與正，生活、政治、戰(zhàn)爭、儀式等，無不承載著“思無邪”的精神，只不過相較于《風(fēng)》而言，《雅》更多一些隱喻和轉(zhuǎn)義。《小雅·節(jié)南山》批評“昊天不惠”，《小雅·巧言》不滿“昊天已威”，《大雅·瞻卬》埋怨“天之降罔”，《大雅·文王》感嘆“天命靡常”，均充滿對“天”的怨懟和對居上位者的譏刺，這背后乃是“人”的意識之覺醒，而“人”之為“人”在于“明德”，也即處理好諸種關(guān)系：偏執(zhí)臣忠、子孝、妻賢之一端是不適宜的，它同時也要求君仁、父慈、夫義。這時候，《詩經(jīng)》變成一個給大家講道理的說服者，而其目的，就是要建立理想的制度和理想的社會。

早期中國，文學(xué)和歷史的分界并不明晰，在人們眼中，只要是文字記錄，那么天然是為一種史料。閱讀《詩經(jīng)》，足以讓我們重新理解文學(xué)和歷史的關(guān)系，在這個基礎(chǔ)上去看待它“思無邪”的物、事、情、理，是否會覺察到《詩經(jīng)》里的那個世界，原來是既現(xiàn)實又理想、既功利又純真的呢?

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(xué)院文學(xué)所青年學(xué)者

欄目支持：黃帥

【編輯:高辰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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